紫色纪念日征集丨你也曾是霸凌旁观者之一吗？
每年十月的第三个星期四是紫色纪念日（Spirit Day）。这一天是为了纪念遭遇基于性倾向的网络霸凌而选择自杀的18岁男孩泰勒·金文泰（Tyler Clementi），追思所有基于SOGIE（Sexual Orientation性倾向、Gender Identity性别认同、Gender Expression性别表达）的欺凌的死难者，同时也为提倡全世界对于LGBT青年的接纳，反对基于性别和性倾向暴力与欺凌。
每年的紫色纪念日，社群的伙伴总会想起「玫瑰少年」叶永鋕，在这一天纪念那个“不符合”传统性别规范的温柔男孩。
图源纪录片《不一样又怎样》
永鋕从教室到校园厕所的那条路，铺满了性别偏见的厚重荆棘。永鋕之后，仍有青年人倒在那片“血泊”中。
2021年3月，北京市16岁高中生小豪（化名）在匿名投稿平台“学生墙”投稿其受欺凌经历。据小豪的投稿，他因男同性恋身份而遭遇同学的言语侮辱，身体欺凌，甚至将其衣服脱光并拍摄视频等性侵犯行为。长期的欺凌给小豪带来巨大创伤，令他产生厌学、自责、自杀念头，并有过割腕尝试。
图源红星视频，小豪的经历难以被界定为性侵害
悲剧仍然不断发生在无限切近之处，2021年10月16日，跨性别女性小艾的朋友在社交媒体证实其死讯，小艾因不堪匿名人士对其家人朋友的骚扰不幸去世。在小艾社交媒体发布的自述中，曾提到高中时期经历校园暴力，“被人围在厕所揍”，在校园和家庭暴力的夹击下，渐渐产生抑郁情绪……
小艾在社交媒体发布的自述
这些消息每每让人感到切身的痛。
许多鲜活的生命正因基于
SOGIE
的欺凌而一点点减损，甚至陨落。
这样的伤害，多一次，都是难以承受之重。
关于校园欺凌，你知道多少？
校园欺凌行为具有可重复、有针对性的特点，给全球范围内的学生群体造成巨大伤害。在校园环境中，LGBT青年往往因性倾向认同、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等原因，成为更易遭受欺凌危害的弱势群体[1]；与异性恋学生相比，LGBT学生又由于缺乏支持系统等原因，承受着欺凌带来的更严重的负面影响，如更高比例的自杀倾向和抑郁症状等[2]。
电影《刻在你心底的名字》中，因性倾向和性别表达而遭遇身体和言语欺凌的男生
在同语《性与性别少数学生校园环境调查报告》的全部3452 个学生样本中（性与性别少数群体占69.19%，n=2077），共有1403名学生（40.64%）报告其所在校园曾发生过针对性与性别少数学生的校园霸凌[3]。事实上，校园欺凌行为所涉及的人群范围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广泛，每个人都可能曾是欺凌行为中的一部分。
校园欺凌行为中，有六种不同的参与者角色：欺凌者、被欺凌者、欺凌协助者、煽风点火者、消极旁观者（局外人）和积极旁观者（保护者）[4]。而根据参与欺凌事件的性质，可以把六种参与者大致分为欺凌者、被欺凌者和旁观者三类。欺凌协助者和煽风点火者都直接或间接地推进了欺凌行为，因此二者都可以归为欺凌者；而积极旁观者和消极旁观者都可以归为旁观者的范畴内。在校园欺凌中，旁观者所占的比重最大，人数最多，基于性别与性倾向的校园欺凌也不例外[5]。
@谷披臣（Good Person）注：图中的潜在保护者是指同情，甚至渴望保护受害人，但由于各种原因，没能挺身而出的人
具体而言，积极旁观者会安慰、保护和支持被欺凌者，而消极旁观者则会忽视或离开欺凌现场。研究表明，积极旁观行为能有效降低欺凌发生的频率[5]，而消极旁观行为将增加欺凌行为的严重程度[6]。因此，干预局外人转变为保护者，是减少校园欺凌的关键措施。
或许我们中的大多数，都曾是旁观者。今年的紫色纪念日，镇镇想邀请伙伴们一起回忆身边那些基于性别与性倾向的校园欺凌，反思自己曾是怎样的旁观者，又或许经历过怎样纠结的心路历程。反思是行动的第一步，相信未来，校园环境会因每一个不断反思的你而更加友善、美好！
欢迎大家直接在“镇镇的彩虹”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中投稿，也可以加镇镇的微信发送投稿喔！
参考资料：
[1] 郭凌风 & 刘文利.(2019).性少数群体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危险和保护因子. 中国学校卫生(01), 156-160.
[2] Russell, S. T. (2005). Beyond risk: Resilience in the lives of sexual minority youth. Journal of Gay & Lesbian Issues in Education, 2(3), 5-18.
[3] 同语.《性与性别少数学生校园环境调查报告》.2016.
[4] Salmivalli, C. (1999). Participant role approach to school bullying: Implications for interventions. Journal of adolescence, 22(4), 453-459.
[5] Polanin, J. R., Espelage, D. L., & Pigott, T. D. (2012). A meta-analysis of school-based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s' effects on bystander intervention behavior.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, 41(1), 47-65.
[6] Mazzone, A., Camodeca, M., & Salmivalli, C. (2018). Stability and change of outsider behavior in school bullying: The role of shame and guilt in a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. Th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, 38(2), 164-177.
文案丨小方
编排丨枣